1991年我到北京龍慶峽旅遊,當我攀登一座岩峰,俯瞰峽谷勝景時,有幾位青年男女正在山上一塊平滑的巨石上,手拿罐裝啤酒,嘻嘻哈哈,臉若朝霞,每個人都掛著燦爛的笑容,充滿青春活力,像是快樂的小天使。
他們看到我背負沉重的相機,上氣不接下氣,笑問我從那裡來?“馬來西亞,你們呢?”我反問他們。“北京”他們回答。“那你們是做什麼工作?”“我們都是大學生。”
我看到其一名女的很調皮,就問他貴庚幾何。她說十九歲。我說:“妳十九歲才讀大學,我七歲就讀大學了!”“你開玩笑,我才不信”,她負氣地說。
“妳不信,我還可以把當年大學的課文背給妳聽呢!”於是我就朗朗唸道:“子程子曰,大學孔氏之遺書,而初學入德之門也,大學之道,在明明德,在親民,在止於至善…….。.”
他們咧嘴大笑,笑得人仰馬翻。
是啊,我七歲讀大學是沒有錯呀!只不過我讀的是四書裡的〈大學〉。我還說,我是顛倒乾坤,從大學唸到小學,而他們卻是從小學唸到大學。
他們以標準的北京腔說我真會開玩笑,真有意思,大家相顧哈哈大笑,好像一見如故,過後還交換了地址,我們也賺到幾罐啤酒喝。
這次旅遊趣事,到今回想起來,還是好笑。因我七歲唸過一年私塾,讀過三字經、大學、千家詩等。
最近內弟偕同夫人從台灣回來,帶來一位五歲的小女兒,乖巧可愛。她竟會背〈三字經〉,令我這位七歲讀過〈三字經〉和〈大學〉的姑丈深感吃驚!
內弟在台灣謀生多年,在當地娶了一位大專畢業的太太。據她說,今日台灣社會風氣日漸敗壞,道德淪喪,衛道之士又再大聲疾呼,倡導儒家思想,所以又有復古運動,很多幼兒園和小學,都有教道三字經和兒童詩詞,這再度使我想起七歲讀大學的故事來了!
因家〈大學〉的內容,是講求修身齊家,治國平天下的道理。三字經和古典詩詞,對兒童的成長,會起一種潛移默化的薰陶力量,自小涵泳其間,會培育愛心,美化心靈,也就是所謂溫柔敦厚的“詩教”了。
那時我住在甲洞高武山的菜園屋,即今日的森林研究院附近,是一個沒有電流供應的窮鄉。
1951年,我家後面有一間破舊的亞答屋,原是孟加里人的,被祖父買了過來,暫時被擱置,於是有人倡議拿來開辦私塾學堂。
當時村民思想閉塞,認為私塾所讀的三字經和四書,這些“之乎者也”的古文比新式教育的“手,拍手,拍拍手”(註),高深得多。於是經過一番籌劃,學堂終於順利開課了!
啟蒙儀式是很隆重的,開學時就像廟堂神誕犒軍,每位學生家長都會準備一些三牲禮品,香燭銀紙等,帶著孩子在孔夫子肖像面前拈香膜拜,口中唸唸有詞,希望孩子拜了孔夫子後都會聰明讀書,出人頭地。
大家清一色是福建鄉親子弟,把萬世師表的孔子尊稱為“孔子公”(閩語)。因此,我七歲啟蒙時就拜了孔夫子,長輩們教導我們要如何尊師重“字”,凡是有“字”的紙掉在地上,即是是報紙都不可以用腳去踏,因為“字”是代表孔子,腳踏文字就是對孔夫子不敬。
開學過後,可能是陌生膽怯,我竟不敢去上課了!每天清早,我躲在床底下,不顧塵土骯髒和蜘蛛網。母親高聲喊叫,終於給她找到。我雙手緊緊拉住床腳不放,她沒奈何,只好請來老師幫助,才把我強拉去課堂。這樣哭哭啼啼被強拉了好幾天,母親一手拿著籐條,在連哄帶騙之下,才免強去上課。
學當設備非常簡陋,沒有石敏土,只是用木板釘成的長桌和長凳,學生約有二十人,年齡參差不齊,有者十多歲,大家相聚一堂,由陳仲發老師負責以福建語教導。
由於年齡不同,智商不一,大家讀的課本程度也不一樣。初入學的,由三字經讀起,其他年紀較大的,有的讀大學、中庸、孟子、論語、幼學瓊林、千家詩、增廣賢文、千字文等,因此老師必須分別一一教導。
這位老師,在廟堂當過主持,臉龐略帶肥圓,手拿一根厚厚的木尺或籐條,教學嚴謹,威嚴懾人,令我們望而生畏。在這嚴肅的環境下,大家噤若寒蟬,不敢喧鬧,甚至要出去小便也不敢,只好強忍。與我同齡的一位學童,曾多次坐在課堂內尿尿而濕透了褲子。
有一次,朗朗的書聲,突然傳來陣陣的“夜來香”,引起嘩然和騷動。大家把目光凝視在該位曾拉尿的學生身上,老師叫他站起來,只見他羞赧地低著頭,褲子沾滿糞,老師只好叫他回去換褲子。幸好他的家近在咫尺,這種當場拉屎,也就成為我們茶餘飯後的笑料。
這位學童,有時也很頑皮胡鬧,他唸三字經時,故意唸出諧音的言語,令大家哄笑。例如“性相近”,他就接著說,“先生偷穿女人裙”。他也可說是一位較懶散的學生,因此經常受到老師籐尺的懲罰。
上課時,老師也會叫高年的學生來協助指導低年的同學讀書寫字,全部用毛筆書寫。中午十二點下課休息,以便回家吃粥(當時福建人午餐盛行吃粥)。但要回家之前,每人必須要會吟誦一首千家詩,否則不得回家。
當時鄉下沒有飯檔食攤,幾位路途較遠的學生,自備白米和炊具,以便就地煮食,配帶簡單的便菜如鹹菜、花生米、江魚仔、菜脯、罐頭菜心等,就是一個午餐。
下午四時放學,是我們翹首以待的時刻,但當時沒有時鐘,也沒有人戴得起手錶。我們只要往窗外看,看見隔鄰的印度人放牛了,也就是我們放學的時候了。因為附近有幾家養牛的印度人,每天下午四時,就放牛到附近的礦湖去游泳和吃草。
放學了,我們就像從樊籠中放出的羈鳥,別高興的太早,放學之前,每位學生必須在老師面前讀書,接受盤問和解釋。
老師只授業,不解惑。他的要求也很簡單,你會讀到那裡,他就用紅墨筆點到那裡,然後問我們單字要求解釋。例如:“人之初,性本善”,他就問你“人”是什麼?我們只要指著自己說是“人”就算對了,那麼他就在“人”字用紅墨筆劃個圈,表示你了解“人”字。
假如不會讀,也不會解,就要受到尺籐鞭打掌心。嚴重的話,還會皮破血流,同時還要留堂。老師的嚴厲管教,還會受到父母的讚賞,那裡會像現在的學生,受到一點懲罰,家長動輒報警,甚至動粗打老師?
我們每天對著書本反覆吟誦,讀書唱詩,好像唸經,娓娓動聽。假如聰穎,領悟力強,很快讀完三字經,接著是讀大學、中庸等。這些書本都是線裝的,長形的“梳打餅”罐盒就成了我們的書包。
這段幼年讀大學的往事,至今一晃已將近五十年了。雖然當時只會讀,不會解,但這寶貴的啟蒙教育,卻帶給我深遠的影響,自小奠定了尊師重道,愛書惜字的概念,至今我還珍藏一本當時大姐所讀過的〈增廣賢文〉,只可惜其他讀本早已遺失了!
今日重讀三字經和四書,那種感受又完全不同了,可以深深體會到儒家思想的精華:講道德,說仁義,自修齊,至平治。假如執政者和當官的人能講中庸之道,修身齊家,而後治國平天下,以德化民,將可塑造一個平等和諧,繁榮進步的社會,則國家幸甚!人民幸甚!
《註:“手,拍手,拍拍手”是50年代小學一年級華文課本的第一課,當時華文稱為國語。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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